在商事交易活动当中，当出现拖欠货款、交货不合格、拒付赔偿款、拖延违约金等合同纠纷，大部分法律从业者会按照合同法律思维进行处理：分析合同性质，判断合同效力，确认违约行为，厘定违约责任……

该思路符合一般法理认知，债权人追债时，最常见的思路也是如此，该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合同法思维”。即按照“合同约定”，依据《民法典》《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律法规，追究交易对方的法律责任。

除了上述法律思维之外，还有“公司法思维”。即债权人除了适用民事法律之外，其实还可以运用另一类法律武器，那就是以《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为代表的“组织法”。

“组织法”与“行为法”相对，一般规定组织的组成、架构、运作等等。组织法当中也有一些条款可以作为债权人的救济手段，成为维权“利器”，而且该“武器”更容易被交易对手忽视，因而往往会有奇效。
【案例一】

赵小姐是湖北人，暂居广州。赵小姐与广州人刘总等合作，由赵出面，拟加盟某餐饮公司在广州开设新店。他们联合取得加盟资格，缴纳加盟费获得许可，赵小姐以“餐饮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人”的名义租赁张总名下的商铺1000方。

由于市场不景气，赵、刘等人在免租装修期内，将张总原来的装修打烂之后，决定放弃该餐饮项目。赵小姐给张总留下个惨不忍睹的“工地”，发了个微信就玩失踪了。

按照赵小姐与张总签订的《租赁合同》，赵小姐属无故违约，需要支付违约金、赔偿装修损失等上百万元，而其缴纳的租赁保证金只有八万元。

按照常规诉讼途径，运用合同法思维，租赁商铺的是赵小姐，张总只能起诉赵小姐。装修修复的损失，很可能要司法鉴定；待一两年最终胜诉之后，再申请法院执行；届时，广东法院会委托湖北法院执行。至于湖北方面最终结果，只能祈祷赵小姐将来名下有房有车有存款。

上述常规方案不能称其为错误，但很可能“无用”。本案是否还有其他角度入手？

由于赵自称是“分公司负责人”，故起诉时将总公司与赵作为共同被告。虽然分公司没有成立，总公司承担责任的条件尚不足，但总公司当会应诉，其抗辩的材料中，极可能将赵、刘等几个合伙人的身份、合伙关系及权利义务等予以公开。张总此时可以根据总公司的举证材料，进一步追加刘某等其他合伙人为被告。由于合伙人被牵连出来，偿债能力大大增强，结果很可能会乐观的多。

在该案例中，张总就是运用了《合伙企业法》的思维方式，结合诉讼取证的技巧，合情合法地维护自身权益。与《合伙企业法》相类，《公司法》也是典型的商事组织法。

《公司法》虽然是组织法，但立法机关也规定了一些对债权人的特殊保护制度，在诉讼实践中，如果根据案情恰当适用，可以出其不意，收获实效。

一、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无效

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公司法解释(四)》第一条的规定，如果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违法，侵害债权人利益，相关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法院确认该决议无效。

从字面理解，该法律条文是为了保护小股东的权益，赋予小股东制衡大股东的特别权利，请求确认大股东们通过的决议无效。进一步研究《公司法解释（四）》，其第一条将提起该请求的主体表述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这里的一个“等”字，给我们法律人解释空间，其实应该包括“债权人”。

也就是说，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一条的规定，如果决议的内容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债权人可以作为原告，起诉公司，请求确认该决议无效。例如，股东作出的分红决议、延期缴纳出资决议、为大股东提供担保、为关联公司主动承担债务等等决议，虽然股东们表决通过，但由于不当减损了公司的偿债资产，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确认决议无效或者主张撤销。

以上是该法条的正面适用，此外，该法条还可以从侧面进行适用。例如，债权人在追债的诉讼过程中，发现股东们曾经做出违法决议，不当减损公司偿债资产，无需直接请求确认决议无效，而是将该法条的精神作为“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理论依据，通过“刺破法人面纱”的方式，要求股东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责任。

换言之，为了要求公司承担责任，可以深入到公司组织内部，利用“组织法”的规定，实现“行为法”的客观效果， 侧翼包抄，曲线救国。

二、请求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解散，股东应当及时（十五天）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股东是法定的“清算义务人”，股东没有尽到清算义务，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清算义务人的责任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也就是说，将公司债务，转变为股东的个人债务，可以要求股东连带清偿，这对债权人是极大利好。
【案例二】

广州番禺彩某虹印染公司是某贸易公司的大客户，疫情期间，印染公司突然“跑路”。经查，彩某虹印染公司有三个股东。大股东、二股东为夫妻关系，合计持有公司95%的股份。小股东是职业经理人孙总，孙总担任厂长多年，几年前被奖励公司股份5%，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由于产业政策，行业前景等原因，印染公司2019年陆续减产，也不愿意再投资迁厂，准备关门大吉，另做红酒投资。正好2020年上半年租期届满，加上疫情影响，2020年春节后公司没有再开业。

符总是贸易公司负责人，其曾向彩某虹印染公司供应原材料，陆续赊欠，越积越多，目前印染公司累计拖欠其货款上百万。

符总一直与孙总交往，现紧急联系孙总，最后得到的答复是：“公司这两年一直亏损，大老板决定不做了；我在江苏老家找了新的东家，不去广东了。彩某虹印染公司账上确实没钱，春节前给员工发工资都是大股东垫付的。要不你去工厂看看，有什么财产，就拿去抵债吧。”

若运用公司法思维，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符总的困境呢？

如前所述，《合同法》、《民法总则》等民商事法律法规对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的规定较为明确详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符总只需要提交其保管的交易合同、送货单据、对账单等交易资料，再结合微信催款等往来信息，比较容易确定被告公司的欠款义务，法院也会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就本案而言，如果纯粹请求彩某虹印染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恐怕无法得到符总的目的。因为公司已经人去楼空，公司的控制人已经提前布局，目前也去向不明，我们必须突破《合同法》等传统救济途径，在新的领域进行新的突破。

根据清算义务人的责任，既然彩某虹印染公司的股东决定解散公司（至少持股95%的股东已经同意，只不过可能没有书面的决议），公司股东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对公司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清理。但由于法定代表人恶意回避，各位股东怠于组织清算，导致公司财产不清，三位股东均应当对贸易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符总可以以此为由，从《公司法》清算义务人的角度进行维权。
三、法人格否认

所谓“法人格否认”，又称“刺破公司面纱”，该制度否定了法人的独立性，是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一种制度安排。

一般来说， 公司具有法定独立性，股东出资之后，其仅在出资范围内承担风险，不需要额外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这也是我们平时起诉公司时，一般不能把股东列为被告的原因。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股东的“出资严重不足”、“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在一起”、或者“公司与关联公司的财产、人员混同”、或者公司沦为控制人的工具、通道、沦为“形骸”等等，我们认为有限公司已经丧失独立性，可以否认“法人人格”，刺破公司“有限责任”的面纱，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还是上述案例二，从彩某虹公司大股东的行为来看，他们夫妻对公司财产的独立性操作并不是很规范，存在将公司财产与个人家庭财产混同的高度盖然性。

季永峰 律师

仲裁员，研究员，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商事团队负责人。擅长公司股权纠纷、公司治理、经济合同、破产清算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担任多家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商会协会常年法律顾问。联系电话：13925908421。

如果符总进一步与孙总联系，同步取证，可以有初步证据，将公司大股东配偶两人列为共同被告。将举证的责任，以及败诉的风险转移至对方，取得相对理想的效果。

可见，《公司法》虽然是组织法，但其中也规定了一些特殊制度，对小股东、对公司债权人进行特殊保护。除了上文提及的“确认公司决议无效”“法人格否认”“清算义务人责任”制度之外，另外还有“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请求确认决议不存在”“公司合并分立中的担保”等等制度。在诉讼实践中，如果根据案情恰当适用，可以出其不意，扩大债权担保范围，收获实效。

总而言之，为了确保债权实现，债权人除了可以追究公司的责任外，还可以深入到公司组织内部，利用《公司法》《破产法》（例如《破产法》中的取回权、撤销权制度）等“组织法”的规定，突破“行为法”的限制，实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夫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诉讼如战争，法律条文是诉辩双方共同使用的武器，需要尽可能周密地盘算法律的适用和进攻防守的角度。过于常规的方案，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但对方也更容易预判，最终效果可能不理想。因此，债权人不妨适当发散跳脱，从组织法的角度切入，也许会有奇效。

声明：本公众号文章转载至广州律协，作者季永峰，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