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谈｜走私普通货物刑事案件中完税价格与主观明知的关系

观点/研究

原创: 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

刊載日: 2021-10-25

“走私普通货物刑事案件中完税价格的确定除了对税款核定具有重大意义之外，其对于被告人的主观明知的推定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贸易术语影响纳税义务主体的认定

以笔者承办的范某某走私电解铜一案为例，范某某给某地供应商的价格是DAP价（货到工厂价），范某某到
案后供称并不知晓该包税价明显不足够支付报关税费和供应商利润。采取DAP价贸易方式，在刑法上容易产生两
个问题：第一，被告人范某某与某地供应商的交易方式为DAP价，那么该贸易方式到底属于包税进口，还是属于
向第一手走私人员直接购买货物？这有根本性的差异，涉及刑法条文适用上的差异，到底是适用第153条抑或155
条。第二，主观明知的认定受贸易价格选取的影响，被告人负有多大的审查义务存在差异。因为采取DAP价进行
贸易，纳税主体是出口商，而非国内购买商，其贸易方式与国内购买无异。

一般来说，假如采取货到工厂价，货物进口的通关手续由出卖方负责，特别是合同并非规范的合同，且外国公司
在国内由厂商的，这不属于包税进口，而是向走私人购买走私货物，就应当考虑适用刑法第155条。假如认定是包税
进口，就意味国内购买商是纳税义务主体，其负有更高的审查和注意义务，需要详细计算所支付的款项是否足够支付
税费。但是，假如交易属于国内交易，买方不属于进口环节的纳税主体，其无需准确计算支付的价格是否足够支付各
项费用，只需要比对此价格与同行价格是否明显悬殊。

本案中，范某某向该某地供应商购买时，其价格与国内电解铜的灵通价进行综合比较，没有明显虚高，因此难以判
断其主观上是否明知上一手的货物是走私进口的货物。

贸易价格形成对主观明知认定的影响

在出口废钢案件中，国内销售商与国外购买商早期交易模式是国内交货，由国外购买商自行申报出口。但是在后期，国外购买商提出，其购买的废钢需要由国内供应商帮忙出口，双方的价格形成机制是，在原先的国内交易价格基础上，加上出口环节税，再加上海上运输费，进而形成CFR价。而出口环节的税费，则由国外购买商联系报关代理公司确定。

问题在于：出口申报的价格存在税款偷逃，国内供货商主观上是否明知是在帮助走私？

本案中，国内供应商与国外供应商的国内交货价格是900元一吨，而CFR价则是1600元一吨，报关公司则以900元一吨FOB价报关出口。对此，被告人一直辩解其向报关公司如实提供国内交易价格，造成走私结果的发生，其并不知晓。事实上，这里的存在的问题是：国内交易价与FOB、CFR价三者的换算关系，如何证明被告人明知货物出口涉及到走私呢？出口货物征收关税的计税价格并非是国内交货价，而是国内交货价+出口前形成的所有杂费，而报关行向海关申报的是FOB价格。而FOB与国内交货价的关系是：

FOB价=国内交货价+杂费（出口代理费+拖车费+码头堆放费+拆柜查验费等）+出口税费。

可以看出，涉案货物在出口环节中存在多个价格间的换算关系，十分复杂，这绝非一般人在短时间可以搞明白的事情。事实上，国内供应商的被告人一直误以为其报关行申报价格800元为国内价格。换言之，其对出口时申报价格是FOB价（包含税费和杂费）和国内交货价的关系根本不清楚。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发现，很多货主对于FOB价存在误解，大都不知道申报FOB价是完税价格（含税价），都误以为是不含税价。对于申报工作依赖于报关行的货主，特别是高达40%的出口关税的场合，又误以为FOB价是不含税价，此时很难主张货主认识到报关行在低报价格。因此，本案中，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偷逃税款，存在很大的商榷空间。确切地说，造成税款的流失责任在报关行，而不在于国内供应商。

报关公司探听同行价、风险价合法性

而废钢40%出口关税=FOB价/（1+40%）x40%。

同时，国内供应商与国外采购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推定报关代理公司的主观明知的理由是：从事报关运输的被告人向货主提供了货物的同行申报价和海关风险价，而后货主擅自修改了价格，进而推定报关代理公司主观上放任货主的低报行为，造成税款流失。

对此，我们认为，这是过往对走私犯罪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一大误区，误以为提供了同行申报价和海关风险价，就会导致货主低报价格，故“其心可诛”。应当说，向同行了解货物的同行申报价和海关风险价，属于“中立的帮助行为”，不能据此肯定报关代理公司主观上放任走私行为的发生。事实上，包括海关稽查部门在内的人员，以及货代公司、报关行都不会认为探听海关风险价是不合法的行为，更不至于要对货主伪造合同承担责任。按照海关报关行业的特定规则，探听风险价和同行申报价只是为了避免启动价格磋商程序，避免通关环节被拉长带来繁琐的程序。

一般来说，在报关行业，当货主提供的一项货物价格过低，会触发海关风险价的报警系统。当海关对申报价格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存在疑问时，或者认为国外供应商与国内采购商存在关联公司等特殊关系影响成交价格时，就会启动价格质疑程序，并制发《价格质疑通知书》。纳税义务人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未能进一步说明的，或者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解释海关对价格的疑虑，海关可以启动价格磋商程序，并制发《价格磋商记录表》与《价格磋商通知书》。在规定的时限内未前来价格磋商的，海关可以直接使用五种非成交价格确定完税价格。

海关对货物价格产生质疑后，除了前述价格磋商机制之外，还会对涉案货物拆柜查验，在完税价格尚未确定前，货物一般只能滞留在码头。这样的话，当出现价格质疑与磋商程序，会产生货物的拆柜查验费用、装箱费、货物码头堆放费，以及货物滞留码头导致的合同违约等问题。所以，货主为了避免损失，一般都会要求报关公司提前了解或者掌握货物风险价与同行申报价格，即使国内货主与外商不存在特殊关系，签订的价格确实要比风险价低，只要差额不大也愿意适当提高申报价格，以防止货物通关程序上的繁琐。在这一过程中，报关行告知国内货主所了解到的同行申报的价格，属于行业内的正常现象。

货代公司和报关行探听海关风险价和同行申报价，属于刑法上的“中立的帮助行为”。即使货主据此伪造合同低报价格，也不能据此认定报关人员或者货代从业人员构成犯罪，或者在走私犯罪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否则的话，报关行业将陷入无序状态。

这就比如，在二手房买卖的场合，中介公司帮你了解到房产所在辖区近期交易价格后，交易双方自己主动调高了交易价格，不能据此认为中介公司是逃税罪的帮助犯。因此，绝不能因为报关行向货主提供同行报关价或者风险价，就属于放任货主走私，除非报关行直接帮助货主确定交易价格。

作者简介

魏远文，专职律师，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经济与职务犯罪法律事务部副主任，清华大学刑法学硕士，师从张明楷教授。

魏远文长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历时十余年之久，先后办理各类刑事案件数百件，其中“陈邓昌抢劫、盗窃，付志强盗窃案”于2014年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批刑事指导案例，2020年于法律出版社出版《职务犯罪典型案例精解》一书。

联系电话：13425732540，微信同号方贸易方式为CFR价，

而CFR价与FOB价的关系是：CFR价=FOB价+海上运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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