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废物罪中产生罪数问题，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借证走私的同时，还实施低报偷逃税款，分别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与走私废物罪；二是借证走私时，出借批文的货主单位未实际进货，但却使用借用批文单位的发票抵扣税款的，分别涉嫌走私废物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1.走私废物罪与走私普通货物罪

　两高《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6月13日）第二十一条规定，
“未经许可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等罪名定罪处罚;偷逃应缴税额，同时又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尽管前述司法解释规定条款系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与走私普通货物罪之间的罪数问题，并未规制类似于借证走私废物罪又实施低报的罪数问题，但二者的法理是一样的，可参照适用。

若参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借证走私废物罪又实施低报，触犯走私废物罪与走私普通货物罪，宜认定为想象竞合关系，从一重罪处罚。

事实上，前述援引的袁海强等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走私废物案（(2011)浙刑二终字第128号）亦采取从一重罪处罚的做法。该案中，袁海强与陈贤森借用友兴公司的批文代理从日本走私进口废电机、废五金、废电线等固体废物共计9300余吨。其中，9单7700余吨固体废物偷逃税款，偷逃海关应缴税款计人民币100.08万余元。

一审法院最终认定7700吨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认定1600吨构成走私废物罪，同样采取从一重罪处罚。

2.走私废物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一般来说，借证走私又低报的，系属想象竞争合犯。而出借批文的批文单位，又使用货主单位的发票抵扣发票的，则构成牵连犯，也以一罪论处。 

所谓牵连犯，是指出于一个犯罪目的，实施数个犯罪行为，数个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牵连关系，分别触犯数个罪名，刑法择一重罪处罚。比如，出于杀人的犯罪目的，而盗窃枪支、弹药后而杀人的，只认定构成故意杀人罪，而不处罚盗窃枪支、弹药的行为。

牵连犯的处罚根据是，行为虽然造成多个法益破坏，由于发生多项行为存在关联上的通常性，处罚多个罪名也无法实现预防必要性。

走私废物罪与接受废物的发票之间具有关联上的通常性，甚至是发生的必然性。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或者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必须具有类型化的通常性，才成立牵连犯。比如，盗窃枪支与杀人之间具有一定的通常性。

出借批文给他人使用，进口经营单位必须是出借批文的企业，相关的发票必须开往进口经营单位。而进口经营单位接收了进口废物发票后，若不将该进项发票予以抵扣的，就需要报损耗，而特定废物损耗具有行业固定比例，大量发票不抵扣必引发稽查。

所以，出借固废证给其他企业构成走私废物罪的，出借者通常甚至必然将实际使用固废证其他企业开出的进项发票予以抵扣，尽管二者都是犯罪行为，但二者具有发生的通常性，其符合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牵连关系，构成牵连犯，择一重罪处理比较妥当。

司法实践中，对于走私废物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一般都只认定为一罪。

比如，在中山市诚和塑料化纤有限公司、陈泽远等人走私废物一案中，中山海关缉私分局侦查终结后，以被告单位中山市诚和塑料化纤有限公司、被告人陈某甲、刘某某涉嫌走私废物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陈某乙、李某甲、曾某甲涉嫌走私废物罪，于2018年6月8日向中山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但是，公诉机关经审查，只起诉了中山市诚和塑料化纤有限公司、被告人陈某甲、刘某某构成走私废物罪，而未起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作者简介

        魏远文，专职律师，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经济与职务犯罪法律事务部副主任，清华大学刑法学硕士，师从张明楷教授。

魏远文长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历时十余年之久，先后办理各类刑事案件数百件，其中“陈邓昌抢劫、盗窃，付志强盗窃案”于2014年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批刑事指导案例，2020年于法律出版社出版《职务犯罪典型案例精解》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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